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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文革中“牛棚”是什么?  

2014-06-20 10:37:2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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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文革的文章,往往会出现“牛棚”一词。

所谓“牛棚”是什么?其实是“五七干校”。

“干校”是“干部学校”的简称。五七干校是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精神兴办的农场,是集中容纳中国党政机关干部、科研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思想教育的地方。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提出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在纪念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时,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开办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此后,五七干校在全国出现多处。

“牛棚”一词的流行,源于季羡林的《牛棚杂忆》。

他在文中是这样写的:“自己亲手搭起牛棚。第二天,我们这一群黑帮就被召到外文楼和民主楼后面的三排平房那里去,自己动手,修建牛棚,然后再请君入瓮,自己任进去。这几排平房我是非常熟悉的。我从家里到外文楼办公室去,天天经过这里。我也曾在这里上过课。房子都是简陋到不能再简陋的程度。屋顶极薄,挡不住夏天的炎阳。窗子破旧,有的又缺少玻璃,阻不住冬天的寒风。根本没有暖气。安上一个炉子,也只能起“望梅止渴”的作用。地上是砖铺地,潮湿阴冷。然而今天北大公社的头子们却偏偏选中了这块地方当做牛棚,把我们关在这里。牛棚的规模是,东面以民主楼为屏障,南面以外文楼为屏障,西面空阔的地方,北面没有建筑的地方,都用苇席搭成墙壁,遮了起来。在外文楼与民主楼之间的空阔处,也用苇席围起,建成牛棚的大门。我们这一群“牛”们,被分配住在平房里,男女分居,每屋二十人左右,每个人只有躺下能容身之地。因为久已荒废,地上湿气霉味直冲鼻官。监改者们特别宣布:“老佛爷”天恩,运来一批木板,可以铺在地上挡住潮气。”

  文中虽然充满怨恨之气,但也不能掩盖这样一些事实:他称之为“牛棚”的房子,其实是教室,因为“我也曾在这里上过课。”房子并不能算太差,有玻璃窗、砖铺地,还有炉子用来取暖。在那个年代,应当是比较好的房子了。还有,是他自已称自己为“牛”,并非他人所说。

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写的《干校六记》,较为真实地记录了五七干校的生活。

她在文章是这样写的:“文学所和另一所最先下放。用部队的辞儿,不称“所”而称“连”。两连动身的日子,学部敲锣打鼓,我们都放了学去欢送。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他们过年就开始自己造房。女同志也拉大车,脱坯,造砖,盖房,充当壮劳力。默存(钱钟书)和俞平伯先生等几位“老弱病残”都在免役之列,只干些打杂的轻活儿。他们下去八个月之后,我们的“连”才下放。那时候,他们已住进自己盖的新屋。……默存说他已经生过一个同样的外疹,领导上让他休息了几天,并叫他改行不再烧锅炉。他目前白天看管工具,晚上巡夜。……干校的劳动有多种。种豆、种麦是大田劳动。……此外,养猪是最脏又最烦的活儿。菜园里、厨房里者弱居多,繁重的工作都落在年轻人肩上。”

从杨绛的文章中可以知道,当年选派人去干校,单位是组织人员敲锣打鼓欢送的。到了干校,是自己盖新房居住的。干校的人参加的劳动是农民常年干的活儿。年老体弱者是得到照顾的。

实际上,文革期间,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人不过是在短期内到“五七干校”去参加劳动,五七干校是让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的一种形式,在干校主要是劳动和学习,为的是让他们体验劳动,增加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有的五七干校是用党校或其他校舍的,许多五七干校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的。

在文革中,“劳动光荣”的口号很响亮,参加劳动并不被认为不光彩。

但是,到五七干校的某些人,视参加劳动为“斯文扫地”,认为冒犯了他们的尊严,受到了莫大的侮辱,“血泪控诉”到今天,仍然喋喋不休。例如,季羡林就把五七干校称为“牛棚”,让许多人误以为他们住在牛圈里呢。

要知道,当时,毛泽东的女儿也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1969年10月25日,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到河南省遂平县莲花湖的“五七干校”劳动。1971年“9.13事件”以后,才从那儿回到北京。李敏在五七干校将近两年。

五七干校决不像有些人丑化的那样,否则,毛泽东的女儿在那儿劳动两年就无法解释。

毛泽东的女儿在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将近两年,没有任何怨言,那些“知识分子”同样是在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怎么就成了“受迫害”了呢?

妖魔化文革者,还能欺骗多少人呢?

 
   附:杨绛《干校六记》

一 下放记别
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前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我们夫妇同属学部;默存在文学所,我在外文所。一九六九年,学部的知识分子正在接受“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再教育”。全体人员先是“集中”住在办公室里,六、七人至九、十人一间,每天清晨练操,上下午和晚饭后共三个单元分班学习。过了些时候,年老体弱的可以回家住,学习时间渐渐减为上下午两个单元。我们俩都搬回家去住,不过料想我们住在一起的日子不会长久,不日就该下放干校了。干校的地点在纷纷传说中逐渐明确,下放的日期却只能猜测,只能等待。
我们俩每天各在自己单位的食堂排队买饭吃。排队足足要费半小时;回家自己做饭又太费事,也来不及。工、军宣队后来管束稍懈,我们经常中午约会同上饭店。饭店里并没有好饭吃,也得等待;但两人一起等,可以说说话。那年十一月三日,我先在学部大门口的公共汽车站等待,看见默存杂在人群里出来。他过来站在我旁边,低声说:“耽会儿告诉你一件大事。”我着看他的脸色,猜不出什么事。
我们挤上了车,他才告诉我:“这个月十一号,我就要走了。我是先遣队。”
尽管天天在等待行期,听到这个消息,却好象头顶上着了一个焦雷。再过几天是默存虚岁六十生辰,我们商量好:到那天两人要吃一顿寿面庆祝。再等着过七十岁的生日,只怕轮不到我们了。可是只差几天,等不及这个生日,他就得下干校。
“为什么你要先遣呢?”
“因为有你。别人得带着家眷,或者安顿了家再走;我可以把家撂给你。”
干校的地点在河南罗山,他们全所是十一月十七号走。
我们到了预定的小吃店,叫了一个最现成的沙锅鸡块——不过是鸡皮鸡骨。我舀些清汤泡了半碗饭,饭还是咽不下。
只有—个星期置备行装,可是默存要到末了两天才得放假。我倒借此赖了几天学,在家收抬东西。这次下放是所谓“连锅端”——就是拔宅下放,好象是奉命一去不复返的意思。
没用的东西、不穿的衣服、自己宝贵的图书、笔记等等,全得带走,行李一大堆。当时我们的女儿阿圆、女婿得一,各在工厂劳动,不能叫回来帮忙。他们休息日回家,就帮着收拾行李,并且学别人的样,把箱子用粗绳子密密缠捆,防旅途摔破或压塌。可惜能用粗绳子缠捆保护的,只不过是木箱铁箱等粗重行李;这些木箱、铁箱,确也不如血肉之躯经得起折磨。
经受折磨,就叫锻炼;除了准备锻炼,还有什么可准备的呢。准备的衣服如果太旧,怕不经穿;如果太结实,怕洗来费劲。我久不缝纫,胡乱把耐脏的料子用缝衣机做了个毛毡的套子,准备经年不洗。我补了一条裤子,坐处象个布满经线纬线的地球仪,而且厚如龟壳。
默存倒很欣赏,说好极了,穿上好比随身带着个座儿,随处都可以坐下。他说,不用筹备得太周全,只需等我也下去,就可以照看他。至于家人团聚,等几时阿圆和得一乡间落户,待他们迎养吧。
转眼到了十一号先遣队动身的日子。我和阿圆、得一送行。默存随身行李不多,我们找个旮旯儿歇着等待上车。待车室里,闹嚷嚷、乱哄哄人来人往,先遣队的领队人忙乱得只恨分身无术,而随身行李太多的,只恨少生了几双手。得一忙放下自己拿的东西,去帮助随身行李多得无法摆布的人。默存和我看他热心为旁人效力,不禁赞许新社会的好风尚,同时又互相安慰说:得一和善忠厚,阿圆有他在—起,我们可以放心。
得一掮着、拎着别人的行李,我和阿圆帮默存拿着他的几件小包小袋,排队挤进月台,挤上火车,找到个车厢安顿了默存。我们三人就下车,痴痴站着等火车开动。
我记得从前看见坐海船出洋的旅客,登上摆渡的小火轮,送行者就把许多彩色的纸带抛向小轮船;小船慢馒向大船开去,那一条条彩色的纸带先后迸断,岸上就拍手欢呼。也有人在欢呼声中落泪;迸断的彩带好似迸断的离情。这番送人上干校,车上的先遣队和车下送行的亲人,彼此间的离情假如看得见,就决不是彩色的,也不能一迸就断。
默存走到车门口,叫我们回去吧,别等了。彼此遥遥相望,也无话可说。我想,让他看我们回去还有三人,可以放心释念,免得火车驰走时,他看到我们眼里,都在不放心他一人离去。我们遵照他的意思,不等车开,先自走了。几次回头望望,车还不动,车下还是挤满了人。我们默默回家;阿圆和得一接着也各回工厂。他们同在一校而不同系,不在同一个工厂劳动。
过了一两天,文学所有人通知我,下干校的可以带自己的床,不过得用绳子缠捆好,立即送到学部去。粗硬的绳子要缠捆得服贴,关键在绳子两头;不能打结子,得把绳头紧紧压在绳下。这至少得两人一齐动手才行。我只有一天的期限,一人请假在家,把自己的小木床拆掉。左放、右放,怎么也无法捆在一起,只好分别捆;而且我至少还欠一只手,只好用牙齿帮忙。我用细绳缚住粗绳头,用牙咬住,然后把一只床分三部分捆好,各件重复写上默存的名字。小小一只床分拆了几部,就好比兵荒马乱中的一家人,只怕一出家门就彼此失散,再聚不到一处去。据默存来信,那三部分重新团聚一处,确也害他好生寻找。
文学所和另一所最先下放。用部队的辞儿,不称“所”而称“连”。两连动身的日子,学部敲锣打鼓,我们都放了学去欢送。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象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我看着心中不忍,独身先退;一路回去,发现许多人缺乏欢送的热情,也纷纷回去上班。大家脸上都漠无表情。
我们等待着下干校改造,没有心情理会什么离忧别恨,也没有闲暇去品尝那“别是一般”的“滋味”。学部既已有一部分下了干校,没下去的也得加紧干活儿。成天坐着学习,连“再教育”我们的“工人师父”们也腻味了。有一位二十二三岁的小“师父”嘀咕说:“我天天在炉前炼钢,并不觉得劳累,现在成天坐着,屁股也痛,脑袋也痛,浑身不得劲儿。”显然炼人比炼钢费事;“坐冷板凳”也是一项苦功夫。
炼人靠体力劳动。我们挖完了防空洞——一个四通八达的地下建筑,就把图书搬来搬去。捆,扎,搬运,从这楼搬到那搂,从这处搬往那处;搬完自己单位的图书,又搬别单位的图书。有一次,我们到一个积尘三年的图书室去搬出书籍、书柜、书架等,要腾出屋子来。有人一进去给尘土呛得连打了二十来个嚏喷。我们尽管戴着口罩,出来都满面尘土,咳吐的尽是黑痰。我记得那时候天气已经由寒转暖而转热。沉重的铁书架、沉重的大书橱、沉重的卡片柜——卡片屉内满满都是卡片,全都由年轻人狠命用肩膀扛,贴身的衣衫磨破,露出肉来。这又使我惊叹,最经磨的还是人的血肉之躯!
弱者总沾便宜;我只干些微不足道的细事,得空就打点包裹寄给干校的默存。默存得空就写家信;三言两语,断断续续,白天黑夜都写。这些信如果保留下来,如今重读该多么有趣!但更有价值的书信都毁掉了,又何惜那几封。
他们一下去,先打扫了一个土积尘封的劳改营。当晚睡在草铺上还觉[火奥]热。忽然一场大雪,满地泥泞,天气骤寒。十七日大队人马到来,八十个单身汉聚居一间屋里,都睡在土炕上。有个跟着爸爸下放的淘气小男孩儿,临睡常绕炕撒尿一匝,为炕上的人“施肥”。
休息日大家到镇上去买吃的:有烧鸡,还有煮熟的乌龟。我问默存味道如何;他却没有尝过,只悄悄做了几首打油诗寄我。
罗山无地可耕,干校无事可干。过了一个多月,干校人员连同家眷又带着大堆箱笼物件,搬到息县东岳。地图上能找到息县,却找不到东岳。那儿地僻人穷,冬天没有燃料生火炉子,好多女同志脸上生了冻疮。洗衣服得蹲在水塘边上“投”。默存的新衬衣请当地的大娘代洗,洗完就不见了。我只愁他跌落水塘;能请人代洗,便赔掉几件衣服也值得。
在北京等待上干校的人,当然关心干校生活,常叫我讲些给他们听。大家最爱听的是何其芳同志吃鱼的故事。当地竭泽而渔,食堂改善伙食,有红烧鱼。其芳同志忙拿了自己的大漱口杯去买了一份;可是吃来味道很怪,愈吃愈怪。他捞起最大的一块想尝个究竟,一看原来是还未泡烂的药肥皂,落在漱口杯里没有拿掉。大家听完大笑,带着无限同情。他们也告诉我一个笑话,说钱钟书和丁××两位一级研究员,半天烧不开一锅炉水!我代他们辩护:锅炉设在露天,大风大雪中,烧开一锅炉水不是容易。可是笑话毕竟还是笑话。
他们过年就开始自己造房。女同志也拉大车,脱坯,造砖,盖房,充当壮劳力。默存和俞平伯先生等几位“老弱病残”都在免役之列,只干些打杂的轻活儿。他们下去八个月之后,我们的“连”才下放。那时候,他们已住进自己盖的新屋。
我们“连”是一九七○年七月十二日动身下干校的。上次送默存走,有我和阿圆还有得一。这次送我走,只剩了阿圆一人;得一已于一月前自杀去世。
得一承认自己总是“偏右”一点,可是他说,实在看不惯那伙“过左派”。他们大学里开始围剿“五一六”的时候,几个有“五一六”之嫌的“过左派”供出得一是他们的“组织者”,“五一六”的名单就在他手里。那时候得一已回校,阿圆还在工厂劳动;两人不能同日回家。得一末了一次离开我的时候说;“妈妈,我不能对群众态度不好,也不能顶撞宣传队;可是我决不能捏造个名单害人,我也不会撒谎。”他到校就失去自由。阶级斗争如火如荼,阿圆等在厂劳动的都返回学校。工宣队领导全系每天三个单元斗得一,逼他交出名单。
得一就自杀—了。
阿圆送我上了火车,我也促她先归,别等车开。她不是一个脆弱的女孩子,我该可以放心撇下她。可是我看着她踽踽独归的背影,心上凄楚,忙闭上眼睛;闭上了眼睛,越发能看到她在我们那破残凌乱的家里,独自收拾整理,忙又睁开眼。车窗外已不见了她的背影。我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火车慢慢开动,我离开了北京。
干校的默存又黑又瘦,简直换了个样儿,奇怪的是我还一见就认识。
我们干校有一位心直口快的黄大夫。一次默存去看病,她看他在签名簿上写上钱钟书的名字,怒道:“胡说!你什么钱钟书!钱钟书我认识!”默存一曰咬定自已是钱钟书。黄大夫说:“我认识钱钟书的爱人。”默存经得起考验,报出了他爱人的名字。黄大夫还待信不信,不过默存是否冒牌也没有关系,就不再争辩。事后我向黄大夫提起这事,她不禁大笑说:“怎么的,全不象了。”
我记不起默存当时的面貌,也记不起他穿的什么衣服,只看见他右下额一个红胞,虽然只有榛子大小,形状却峥嵘险恶:高处是亮红色,低处是暗黄色,显然已经灌脓。我吃惊说:“啊呀,这是个疽吧?得用热敷。”可是谁给他做热敷呢?我后来看见他们的红十字急救药箱,纱布上、药棉上尽是泥手印。默存说他已经生过一个同样的外疹,领导上让他休息了几天,并叫他改行不再烧锅炉。他目前白天看管工具,晚上巡夜。他的顶头上司因我去探亲,还特地给了他半天假。可是我的排长却非常严厉,只让我随人去探望一下,吩咐我立即回队。默存送我回队,我们没说得几句话就分手了。得一去世的事,阿圆和我暂时还瞒着他,这时也未及告诉。过了一两天他来信说:那个胞儿是疽,穿了五个孔。幸亏打了几针也渐见痊好。我们虽然相去不过一小时的路程,却各有所属,得听指挥、服从纪律,不能随便走动,经常只是书信来往,到休息日才许探亲。休息日不是星期日;十天一次休息,称为大礼拜。如有事,大礼拜可以取消。可是比了独在北京的阿圆,我们就算是同在一处了。
二 凿井记劳
干校的劳动有多种。种豆、种麦是大田劳动。大暑天,清晨三点钟空著肚子就下地。六点送饭到田里,大家吃罢早饭,劳动到午时休息;黄昏再下地干到晚。各连初到,借住老乡家。借住不能久占,得赶紧自己造屋。造屋得用砖;砖不易得,大部分用泥坯代替。脱坯是极重的活儿。此外,养猪是最脏又最烦的活儿。菜园里、厨房里者弱居多,繁重的工作都落在年轻人肩上。
  ……
文革中“牛棚”是什么? - nicholaf - 感悟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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