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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图文]哪位开国中将出身于红军时期的国民党俘虏兵  

2014-06-15 18:14:52|  分类: 【革命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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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历史网                  责编: 小枫

    1946年,晋察冀军区通信兵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创制出第一部超短波无线电话机;

    晋察冀野战军创立我军第一支无线电话队;

    在华北战场和西北战场上的数次战斗中,逐步建立和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无线电话通信;

    军委为汲取金门失利的教训,加强大规模渡海登岛作战的通信联络,将全队作为拳头力量,整体调往华东。

    无线电话成为人民军队的一种独立通信手段,这种利用无线电直接通话方式的形成,在后来历次作战行动中,甚至对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都发挥了重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为军队通信兵的发展史留下了重要篇章。

    毛主席“这个电话好,美国人能造这东西,我看你们也能造”

    1930年底,“雾满龙岗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在江西中央根据地的红一方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中全歼了国民党军的张辉瓒师。这一仗,领袖毛泽东和一个张辉瓒师的小战士结下了不解之缘。

    红军战斗中缴获了“半部无线电台”,说半部是因为电台只有收信机完好,而发信机已经被砸坏不能用了。部队还俘虏了负责电台的报务员,其中有个小伙子叫王诤。有了电台,又有了会用电台的人,这对红军来说太重要了。毛泽东马上接见了王诤等几位电台人员。从此,人民军队有了自己的无线电通信。后来,毛泽东称王诤为军队通信的开山鼻祖。

    1944年夏天,王诤已经是通信兵最高领导机构军委三局的局长了。那时,来延安进行空中作战气象保障网谈判的美军携带有先进的通信装备,王诤想“走后门”弄些来“参观”,然后再偷偷还回去。他找到思想进步、来延安参加抗日的燕京大学电学专家、英国人林迈可,林迈可利用私人关系,又去找了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借”了不少宝贝。东西一拿来,王诤马上就看出有两部是超短波无线电话机,试着开机,果然好用。当即送往在枣园的毛主席和王家坪的朱总司令,两人进行了联机。毛主席一边走一边和朱总司令通话:“看来美国人的洋东西还是很不错的,可以洋为中用嘛!”毛主席放下机器就对王诤局长说:“这个电话好,可以不用电线,美国人能造这东西,我看你们也能造,你们不是已经造出不少发电报的电台了吗?现在就交给你们三局一个新的任务,制造我们自己的无线电话机!”

    送还美军机器后,王诤局长马上就布置有关人员开始研制。当时军队中虽然早已经有了电台,但只能发电报。在抗日战争已进入大反攻阶段,军委三局的工作极其繁忙,虽然一度做出了样机,但都没有成功。日本宣布投降后,军委三局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向各大解放区派遣得力干部,王诤局长抓住这一时机,派遣精干力量,到当时各方面基础都比较好的晋察冀坚持研发无线电话机。派遣干部中,有一个是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担任机务员的年轻人,叫赵戈,虽然只有二十六七岁,却有六七年的党龄,思想好、技术精。王诤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郑重地交代,要努力把无线电话机搞出来。

    罗瑞卿“这小东西还真挺复杂,难怪有这么大作用”

    1946年春,赵戈等五人抵达晋察冀军区机关所在地——河北省张家口,被分配在晋察冀军区通信联络分局的技术研究室,无线电话机的研制工作得以迅速展开。从日本鬼子手里夺回来的张家口虽然物质条件比延安好,但也是百废待兴,主要的困难依旧是缺乏关键性的电子器件,比如真空管和用量很大的电池等。为了搞器材,甚至惊动了野战军的罗瑞卿政委。

 

有一次赵戈拿了介绍信跑到设在饶阳的晋察冀军区外贸部,工作人员一看光电池就要1000节,真空管要十几只,就说把仓库里的所有库存搬出来也不够,赵戈一急,就抢过账本看。这下闯了祸,人家找罗瑞卿告状,说通信分局的人“抢”了军区外贸部。罗政委把赵戈叫到办公室询问,赵戈壮着胆子拿出美制真空管“3Q5”说明缘由,罗政委接过一只“3Q5”,对着阳光细细地看着,“这小东西还真挺复杂,难怪有这么大作用,这么宝贝”。

    1947年春,终于生产出12部无线电话机。起初就想把机器命名为“3Q5型”,可又不想用美国造的“洋货”名,赵戈提出把“Q”去掉,叫“35”型,修配厂的同志说这是我们晋察冀生产的,应该加上“边区造”,就这样机器有了“边区造35型”的命名。根据分局的指示,赵戈他们拉上参加无线电话机试验的一个班,带好12部机器,外加一部从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搞来的日式94型电台等全部家当,直奔在河北满城县塬台村的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

    耿飚“好,声音比有线电话还清楚”

    在野战军司令部,耿飚参谋长放下繁忙的军机要务,要亲自听赵戈他们汇报。当讲到军委三局首长亲自交代任务时,耿参谋长插话说:“你们王诤局长我认识,他可是红军通信兵第一人呢!搞无线电话这件事有远见!”他当即向在场的野战军司令部通信科旷泉吉科长指示:“明天我到现场,试验给我听听。”

    试验现场是3公里左右的丘陵地,耿飚摘下风帽,戴上耳机,对着机箱上的送话器讲了很多话,还询问对方有多远。耿飚摘下耳机高兴地说:“好,声音比有线电话还清楚。”他略作沉思,就对旷科长说:“你马上以野司的名义起草一份电报,发各纵队,选调一批年轻、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战士来学习训练无线电话,你们看60个人怎么样?”接着,像是下达指示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就叫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无线电话队吧!”耿飚又对赵戈说:“我们这个电话队的队长就是你啦!”他临走时又特意叮嘱:“人调齐了向我报告,我要来讲话!”

    三天后,刚刚进入电话队的刘文达被任命为一排长。另一个排长叫陈玉侠。战士们陆续到齐后,编成了12个无线电话台,每排编六个台,各配备一部机器,那部日式机器放在队部作机动用。

    不久,耿飚参谋长在电话队成立典礼上宣布:“今天是我们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无线电话队成立的日子,你们是我军有史以来的第一支无线电话队!”

    曾思玉对着无线话筒大喊“开炮!”

    1947年秋,晋察冀野战军遵照军委的指示,决心在平汉路、保定以北地区发起攻势作战。部队先期采取围攻徐水城,寻机歼灭敌援军的围城打援战法,但因敌方援军队形密集,双方形成胶着状态。

    为打破僵局,野司决定诱敌援军西进,在运动中歼敌。结果,坐镇北平的蒋介石错误判断我军兵力不足已陷被动,急令驻石家庄的第三军等北上保定,企图南北夹击消灭我军于保定以北地区。野战军指挥员在西进途中获悉这一敌情变化,将计就计,主力隐蔽南移,出敌不意在运动中计划歼敌第三军于保定以南地区,著名的清风店战役就此展开。

    无线电话队原本跟随野司机关从徐水地区向西行进,途中赵戈队长突然接到命令,部队要调头向南,一昼夜要急行军100多公里,并在行进中做好战斗准备。时任野司通信科长的张凯决定:由赵队长带电话队二排以及一排的两个台,用于主力4纵和所属10旅以及野司对炮兵旅、炮兵阵地、炮兵观察所的指挥;刘文达排长带一排四个台用于4纵12旅。

    电话队的全体官兵做到了一昼夜负重奔袭100公里不掉队,终于和作战部队一起,赶到了群众基础较好的清风店地区。而敌第三军一昼夜只前行了不到90华里,刚好进至我军预计的战场。由于4纵等主攻部队和野司炮兵旅加强了无线电话联通,在部队快速调动中,对上对下的通信联络保持了顺畅。无线电话对部队在运动中调整部署、占领阵地、发起攻击起到了关键作用。敌核心阵地很快被我4纵突破,敌第三军军部和其主力退守在几个孤立的村庄里。

    计划开始全面总攻了,可担任主攻的4纵和野司炮旅的有线电话不是被敌人飞机和炮火炸断,就是被我军攻击部队在行进中误弄断,4纵曾思玉司令员很着急。赵戈队长当即调整力量,派人迅速赶往炮指,并很快联通了与炮旅钟旅长的无线电话。曾司令对着无线电话的话筒大声说:“开炮!”随着钟旅长的一连串口令,敌人龟缩的那几个村庄马上就被我军强大的炮火覆盖了,敌人四下奔逃,顷刻间土崩瓦解。

 清风店战役我军取得了完胜,这也是无线电话队成立以后经历的第一次大胜仗。这一仗对扭转华北战局起了关键作用。战役刚结束,中央军委就给晋察冀野战军发了贺电。今天的西柏坡纪念馆里,还有朱德总司令在清风店战役结束时即兴写的诗作《贺晋察冀军区歼蒋第三军》。

    沿革

    1946年夏,晋察冀军区通信联络分局试制成功四部无线电话机,即组成一个12人的试验班,班长齐汉杰。由赵戈带队前往大同、集宁战役前线进行作战试验。

    1947年5月,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在河北满城县塬台村成立了我军第一支无线电话队,队长赵戈,编制为连级单位,员额60人。

    1948年5月,晋察冀军区与晋冀鲁豫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原晋察冀野战军,改称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原野司无线电话队改称华北军区第二兵团无线电话队。

    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统一编制和番号,华北军区第二兵团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所辖三个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3、64、65军。兵团无线电话队扩编为三个队(均为连级),编入各军序列,刘文达、齐汉杰、王宗贵分别任队长。

    1949年10月,各军无线电话队归建整编,由两个队编成军委无线电话营,赵戈任营长。1950年5月进北京整训换装后奉命南下,6月在福州转隶第10兵团兼福建军区,拟运用于大规模渡海登岛作战。

    1950年8月以该营为基础,扩编为华东军区司令部第三通信团,下辖无线电话营和无线报话营各一个。进入常规战备和训练。

    原理

    无线电话机是利用无线电波传递话音信息的通信设备。相对于有线电话机,它兼具无线电报机动性好和有线电话便捷高效的双重优点。

    早期的步谈机、报话机和现代的对讲机、手机等都属于无线电话机。当今科学飞速进步,机器性能特征更加突出,如供部队在行军中通话的就叫“步谈机”,专为运动中通话设计的手持机就叫“手机”或“移动电话”等,也就不再笼统地称无线电话机了。

    无线电话机与无线电报机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当时都是非数字的模拟体制。整机由发信机和收信机组成;一般情况下,发信机为了能将300-3000赫兹带宽的话音(又叫音频)发射出去,就必须提高其频率,用电子振荡器产生数十(短波)或数百(超短波)兆赫兹信号(又叫“射频”)作为载频或叫载波,把频率不够高很难发射的音频“载”上,这个过程叫调制,也分为调幅和调频,然后进行放大再通过天线发射出去。

    收信机的作用于上相反,从天线接收到电波后,用检波或叫解调,把搭在载频之上的音频“卸”下来,再经过放大就可以用耳机听到发话方的话音了。由于耗电和收发信机共用部分部件的原因,使收与发不能同时进行,技术上称为“单工”。现代的许多对讲机仍采用单工方式。

    王诤中将简介: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1955)。原名吴人鉴,字凤岗,号雨峰。1909年5月16日生于江苏省武进县(今为市)戴溪乡井桥浜头村。青少年时代曾先后就读于无锡陆区桥安阳小学、无锡实业中学、苏州工业专科学校。1928年考入国民党军政部南京军事交通技术学校(后改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交通大队,又称黄埔军校第6期),学习无线电报务。毕业后先后被分配到国民党军第9、第18师任报务员。

    1930年12月在江西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与创建红军第一个无线队,任队长。1931年11月起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无线电总队总队长,红一方面军无线电总队长兼通信主任,军委通信联络局局长。1934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第二、三、四次反“围剿”作战中,经常亲自上机操作,以娴熟的技术截获、破译国民党军大量重要情报,对红军及时掌握敌军动向,准确部署兵力,取得反“围剿”作战的胜利做出重要贡献。曾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的二等红星奖章。在此期间,他还根据军委和方面军首长指示加紧进行红军无线电通信的基本建设,在中央苏区主持举办各种无线电人才培训班(后发展为红军通讯学校)、开办无线电器材修理厂,使无线电通讯在红一方面军逐步普及,并实现了中央苏区与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及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赣、闽浙赣、湘赣等苏区的无线电联系。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央军委第3局局长兼政治委员,作战部副部长兼第3局局长,第3局局长兼电信总局局长,主持领导全军的通信联络工作,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全国各个战场实施不间断指挥提供了重要保障。1940年在延安领导创建了解放区第一个广播电台。中共中央和军委领导人对他在电子通信工作中的突出建树,曾予以高度评价,毛泽东曾称他是我军通信事业的“开山鼻祖”。

    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致力于我军通信、电子工业及国家新闻广播事业的发展,历任中央军委第3局局长(后改通信部部长)兼邮电部副部长,通信兵部主任兼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院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党委常委。1977年6月兼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并兼总参谋部第四部部长。是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七大、八大代表,中共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78年8月13日在北京逝世。1992年6月总参通信部编辑出版《怀念王诤》,翔实记述了他一生的光辉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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